需要澄清的是，现在中国国家足球队踢得不好，并不代表中国足球一直都不好，尤其是如果追溯到民国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职业足球队，但中国足球绝对是一支“称霸远东”的强队。
中国国家足球队已连续七次夺冠
从1915年到1934年，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19年间，共夺得9次足球冠军，其中从第2届到第8届连续7次夺冠，史称“远东七连冠”。尤其是1923年在大阪举行的第6届远东运动会，日本人以为胜券在握，准备报前仇雪恨，却不料以1：5惨败。震惊、愤怒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制专版印尼足球冠军，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那时的中国足球还没有现在这么红火，没人投资足球，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预算。为了备战1936年柏林奥运会，球队只能向政府各部门乞讨。经过自上而下的地毯式乞讨，共筹得17万元，但仍缺5万元。于是，一场“江湖演出”开始了。足球队提前两个月出发，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途经缅甸、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到了柏林。他们连续踢了27场比赛，24胜3平印尼足球冠军，筹集了20万港币的收入，解决了中国奥运代表团去柏林的旅费。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坐船时，大家都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时，则在最便宜的旅馆里找最便宜的房间。有时，所有队员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如果床不够，就睡在地板上。吃饭时，他们自己买菜、自己做饭。
不幸的是，中国首战对阵的是现代足球“鼻祖”英国队。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率领五六百人的啦啦队进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但最终因体力透支被淘汰。然而，这些曾经闯荡赛场、以演艺为生的民国足球运动员，在中国乃至亚洲却备受崇拜。主力足球运动员李惠堂被誉为与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普斯卡什并列的世界五大足王之一；被誉为远东第一“铁闸”的张邦伦，曾于1948年、1952年两度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绰号“谭同头”，因头球技术精湛，曾被希特勒赠予金骆驼表。
张伯苓对体育的热爱
如今，一支资金如此有限的足球队能取得如此成绩、培养出顶级球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在一百年前，不可能的事情能变成现实，并非偶然。除了当时全民族散发出的富民强国精神，也和一批海归人才息息相关。
民国十大名教授之一的张伯苓就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张伯苓早年在北洋海军实习时，亲眼目睹了甲午战争的惨败。1903年东渡日本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盛况，体会到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他深受启发，回国后创办了著名的南开大学。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张先生是南开的先驱者，却不曾想到他也是体育的推动者。张伯苓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首位发起人，并长期担任该会领袖。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会被正式承认为国际奥委会会员，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而中国足球队征战远东、征战奥运会，张伯苓在背后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张伯苓曾说：“西方人总笑中国人‘一盘散沙’、‘几分钟就搞定’。但足球是团结协作的运动，技术是次要的。全队团结一致、顽强拼搏才有胜利的希望，这是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好办法。”
海外归国人员推动体育发展
其实，在张伯苓之前印尼足球冠军，自清末以来，留学生就为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人们总以为那些近代留学生沐浴在欧美文化中，学习科学技术，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
在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书信形式写成的自传中，菲尔普斯这样描述近代中国留学生在体育方面的情况：“这些小伙子们的穿着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打橄榄球时，就把辫子藏在衬衫里或戴在头上。我们玩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把棒球、橄榄球、冰球和足球打得好。”此外，在耶鲁大学，由留美学生詹天佑、梁敦彦等组成的中国棒球队，也表现出色。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又把外来的体育项目带回了颓废的晚清。
体育生最早开始留学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从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除了培养外交、军事、制造技术人才外，体育也成为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到1904年，在日本体育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已有12人，到1907年则达到104人，其中就有著名的革命家徐锡麟。这些体育生的初衷和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一样，都是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与徐锡麟同为体育生留学日本的徐一秉，在1908年主持中国体操学校时，就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魄，洗刷‘东亚病夫’之耻”定为校训。
正是这批留学生，对引进西方体育、推动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一些民国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战争年代，乡村学校里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踢足球的身影。
看过这些日记、了解中国足球历史的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足球踢了100年，相比过去，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球场建设越来越好，出国训练的时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中国足球却越来越差了呢？
我估计，无论是提问者还是被提问者，面对这个问题，都只能面面相觑——你问我，我该问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