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桩扑朔迷离、充满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乌克兰基辅足球队与德国占领军足球队的一场殊死较量。1976年东德出版的《足球的过去与现在》一书将这场比赛概括为“法西斯体育野蛮行为的体现”。由于种种原因，事件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版本。对这一事件的标准描述应该是，1942年，德国基辅占领军派出由空军防空兵组成的“弗拉克精灵队”与以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队员为主的“施塔特队”进行足球比赛，以证明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乌克兰人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死亡。死亡的气息始终笼罩在球场上空，甚至在比赛过程中，基辅队的一名前锋重伤倒地。当看台上的一名观众想要帮助受伤者时，他被看台上的一名党卫军将军用手枪当场击毙。虽然STADT队最终赢得了比赛，但四名球员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些版本甚至声称，比赛一结束，所有基辅球员就被德军装上卡车，带到“巴比恩贾尔”集体处决，当时他们还穿着红色球衣。
▲“死亡竞赛”结束后，施塔特队与 Flak Elf 队的合影
虽然这些只是众多死亡比赛版本中的一两个，但死亡比赛的故事仍然被后人发现和延续。虽然战后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小说和电影有很多，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1981年约翰·休斯顿执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贝利主演的剧情片《大逃亡》，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至少不像战后苏联出版物和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裁判判罚基辅队并不是因为同情基辅人的困境，裁判也不是躲藏起来的德国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在赛后保护基辅球员，也没有在赛后立即处决队员。
▲好莱坞电影《大逃亡》
故事要从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说起，这支球队由警察、秘密警察和内务部于1927年成立，1936年曾闯入苏联杯决赛，但最终以0-1败给了莫斯科迪纳摩足球俱乐部。
1941年6月22日，当维也纳快速队在柏林奥林匹亚球场以4比3战胜沙尔克04队夺得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时，基辅迪纳摩队的球员们齐聚刚刚落成的基辅共和国体育场，备战与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比赛。然而，这场比赛永远无法如期进行。德国在这一天对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震惊世界的苏德战争爆发。这一天，德军的炸弹落在了基辅市郊。8月23日，德军打到了基辅城门口，几乎包围了苏联红军整个西南方面军。基辅人民拿起武器奔赴前线。1941年9月19日，德军彻底占领了基辅。9月26日，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围城战以德军的胜利而告终，苏联俘虏人数超过66万。
基辅战役后，德国占领军对基辅实施戒严，所有大学和中小学被关闭，15岁至60岁的人被迫从事强制劳动，数千名基辅居民被送往德国当劳工，乌克兰傀儡警察负责追捕城内的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
▲1941年娘子沟惨案
基辅迪纳摩队解散，部分球员因服兵役被俘而被关押在德国战俘营，部分球员在逃亡途中失踪身亡。一些留在基辅的人还希望，德国统治下的生活不会比斯大林统治下更糟糕，但这确实是一个致命的谬论。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的巴比亚尔大屠杀中，基辅迪纳摩队董事列夫·切尔诺别尔斯基和球员拉扎尔·科根与5.1万多名犹太同胞一同遇难。
▲焚烧尸体——娘子沽惨案纪念馆
来自面包店的玩家
德军占领基辅迪纳摩后，该队不复存在。但一位名叫约瑟夫·科尔迪克的捷克人以另一种方式使它复活。科尔迪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匈帝国军队服役，被德国占领军安排管理该市最现代化的面包店——基辅第一面包厂，该厂有 300 名员工。作为基辅迪纳摩球迷，科尔迪克利用自己的职位不断招募该市剩余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主要来自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他们生活贫困，无人依靠。例如，前基辅迪纳摩门将尼古拉·特鲁塞维奇就靠在市场上卖打火机为生。
▲1941年9月19日，德国国防军进入基辅，当天乌克兰首都沦陷
这些来自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的乌克兰球员对于在面包店找到的工作和住处非常满意。但目前他们只能让这些人活下去，谁也没有想到比赛能够重新开始，直到格奥尔基·什韦佐夫出现。什韦佐夫是一名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叛逃到德国人手中后成为纳粹党羽。他建议重组足球联赛，将体育运动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营造一种繁荣的假象。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占领当局的赞赏和批准。
借此机会，他组建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基辅鲁赫足球俱乐部（FC Rukh），一个球员能否加入这个俱乐部，并不取决于他的球技有多好，而是取决于他对苏联的仇恨有多深。
基辅鲁克队的老板什韦佐夫深知面包房里前基辅迪纳摩球员的素质，曾多次劝说他们加入自己的球队。然而，这是徒劳的尝试，因为基辅迪纳摩的特点就是无条件的凝聚力，这一点在最后的生死战中也得到了体现。即使在苏联时代，他们的明星前锋康斯坦丁·切戈茨基因涉嫌间谍罪被内务部拘留15个月，也没有球员利用切戈茨基的不幸遭遇。球员们知道，什韦佐夫的这支由执法人员和工厂工人组成的队伍，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纳粹组织，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所以他们拒绝了什韦佐夫的邀请。
面包店的球员们最终组建了自己的球队，参加占领当局举办的基辅足球联赛。在此之前，他们曾长期争论参加联赛是否是叛国行为。因为只要参加德国人举办的联赛，就意味着与德国人合作。最终，球员们的顾虑不无道理。不过，此时此刻，他们顾不得那么多了，球员们一致认为，借此机会展示自己对体育的热爱，提振当地居民的信心，是一种荣幸。在这种推动下，全队最终达成共识，参加联赛，就连尼古拉·马什尼娅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也同意参加。很快2去世的足球明星守门员，面包店的男人们就将自己的球队命名为FC Start。至于他们为何身穿红色球衣，苏联官方历史将其描述为选择红色代表为共产主义而与敌人作战，进而侮辱纳粹。然而，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那么美好，德国人并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红色只是占领军为斯塔特队安排的球衣颜色。
STADT在德意志体育场（由共和体育场改名而来）首战以7-2击败基辅鲁赫。基辅鲁赫的老板什韦佐夫怒不可遏，给STADT制造麻烦，对德国占领者说：“这群战俘营里的乌合之众，不配和自己队的民族主义球员共用这样的球场！”从此，STADT只能在面积较小的泽尼特体育场比赛，尽管球员们不仅要继续在面包房三班倒地工作，还饱受营养不良和装备短缺之苦。尽管如此，泽尼特体育场依然成为STADT胜利之路的起点：6-2战胜匈牙利驻军；11-0战胜罗马尼亚驻军；6-0战胜德国炮兵；5-1和3-2战胜匈牙利MSG。
▲1942年8月6日第一轮比赛海报
斯图卡队所向披靡的传奇很快传遍了基辅街头，越来越多的基辅迪纳摩球迷重新聚集在一起。1942年8月6日，斯图卡队与联赛夺冠热门德国空军高射炮队进行了首场比赛。高射炮队是德语“防空炮”的意思，其中“Flak”是德国高射炮的缩写，“Elf”是“11”的意思。这支队伍是由驻扎在基辅的德国空军高射炮部队的士兵组成的。比赛结果令人惊讶，斯图卡队以5比1战胜了高射炮队，这让整个基辅陷入了足球的狂热之中。这一刻，球场上的11名球员是乌克兰人反抗侵略者和独立自由的象征。斯图卡队与德军的第二轮比赛将在三天后，也就是1942年8月9日举行。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宣布比赛的海报。事实上，德国人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但也仅限于一场比赛。至于德国人是否无法接受两场比赛都输给乌克兰人的结果，是否将输掉这场比赛视为重大的政治事件，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至少没有苏联版本描述的那么夸张。
▲俄罗斯导演安德烈·马尔乔科于2012年拍摄的电影《游戏》
1942年8月9日比赛前，泽尼特球场的门票销售一空2去世的足球明星守门员，超过2000名观众以5卢布的天价购买了门票。比赛当天，德国国防军、党卫队、警察和警犬蜂拥而至，场面异常紧张，看台上随处可见人们唱着乌克兰民歌的声音。比赛开始前，当身着党卫队制服的裁判来到斯塔特队更衣室2去世的足球明星守门员，向首发队员宣布，开球前必须行纳粹礼，以表示对德国人的尊重。党卫队裁判离开后，队员们对这一要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斯塔特队中基辅鲁赫队的唯一代表列夫·贡达列夫说：“这场比赛输掉对我们更好。”但队员们还是做出了其他决定。他们必须遵守球队精神。首发球员在中场列队时，坚持不喊纳粹口号“胜利万岁！”，而是双手放在胸前，高呼乌克兰体育口号“文明与荣誉！（呼啦！）”。斯图亚特的首发球员在对方弗拉克精灵队中发现了很多新面孔，但这些新面孔只是德国队的替补。后来，德国人将国家队球员纳入球队以击败乌克兰人的传闻被证实是假的。
残酷攻击
瓦拉几亚精灵队的球员们打得非常野蛮，基辅队的守门员特鲁塞维奇被德队踢中头部，短暂昏迷，几名乌克兰球员因为没有佩戴护腿板而受伤。尽管如此，这些前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队的球员们仍然顶住了对手的身体冲撞，并在上半场结束时以3-1的比分领先德队。同时，德队不文明的行为也导致两队支持者之间发生斗殴。中场休息时，鲁赫队老板、纳粹党的朋友什韦佐夫来到斯塔特队的休息室试图干预。他说：“球员们应该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输掉这场比赛。”后来进来的一名党卫军军官也威胁道：“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人赢得比赛。”但德国人及其爪牙的威胁并没有动摇球员们必胜的决心，反而加深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值得他们为之献出生命，毫无疑问，眼前的足球比生死问题更重要。
▲苏联导演在1962年的电影《第三次中场休息》中向观众讲述了“死亡游戏”的神话
最精彩、最令人费解的剧情，还是中场休息时在更衣室里发生的事情。在苏联时代，一些参加死亡比赛的施塔特队幸存队员一直坚称是德国人要求施塔特队输掉比赛，并向施塔特队球员发出死亡威胁。但在苏联解体后，很多人都改口说，没有人威胁施塔特队输掉比赛。甚至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有证据表明，德国人打的是一场公平的比赛，没有伤害施塔特队的球员，至少他们没有这样的意图。相反，乌克兰队在比赛中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然而，无论事实如何，参加这场比赛的施塔特队球员都是伟大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敢在国破家亡、家破人亡的时候，在统治者面前宣扬自己民族的荣耀。
▲1942年德国人民精灵队队员在基辅泽尼特体育场
下半场比赛中，城内党卫队和国防军部队高度戒备。当终场哨声响起时，基辅国立队已经以5比3的比分彻底击败了德国人民精灵队。德军立即清场并向空中鸣枪驱散欢呼雀跃的乌克兰人。基辅球员惊恐万分，但德军很快返回营地。双方都不愿看到任何骚动。起初，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件似乎已经过去。基辅球员回到面包店。他们仍按计划在8月16日与鲁赫队进行复赛，并以8比0的比分再次获胜。
▲电影《游戏》剧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微妙的变化。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鲁赫的老板什韦佐夫成为了随后事件的推动者。为了发泄输球的不快，什韦佐夫向盖世太保透露，斯塔特队的球员在赢得比赛后私下嘲笑德国占领者，其中许多人是听从苏联内务部命令的布尔什维克。基辅迪纳摩原本是内务部的一支球队，因此前迪纳摩球员都是内务部成员。盖世太保认为，1942年5月27日，盖世太保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盟军的猿人暗杀行动中丧生。如果内务部间谍秘密潜入基辅从事破坏活动，后果将极其严重，所以宁可信其有，必究，必须逮捕这些嫌疑人。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逮捕理由，如斯塔特队球员参与盗窃面粉和面包；在面粉中投掷碎玻璃的破坏行为；对开始对当地居民实行高压统治的占领军高级军官的典型逮捕行为；占领军对苏联游击队破坏活动的报复行为。参与此次事件的基辅人并非全部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只逮捕了前基辅迪纳摩球员。前基辅迪纳摩队员乔治·季莫费耶夫和列夫·贡达列夫没有被捕。前者参加了死亡比赛，后者没有以替补身份上场。他们两人的名字都被列在赛前宣传海报上，但因为他们都是伪乌克兰警察，所以才得以逃脱。战后苏联的相关出版物中没有列出两人的名字。
▲“死亡球赛”中，斯塔特门将特鲁塞维奇高高跃起接球
写着球员名字的海报成为了追踪这些球员的工具。8月18日和19日，STADT队的大部分球员被带到了基辅的盖世太保总部，很快其中就有两人死在那里。他们分别是莱克桑·特卡琴科和尼古拉·科罗迪奇。其中，假乌克兰警察特卡琴科并不是死亡游戏的首发球员，盖世太保也没有想过要逮捕他，但不幸的是他因为与德国人发生战斗而被请进来。不幸的特卡琴科在试图逃离盖世太保总部时被党卫军开枪打死。整个过程恰好被他的母亲目睹，她来给儿子送食物。
▲电影《游戏》中更衣室对话的场景
对于科罗季奇来说，这一步无疑是他生命的终结。由于科罗季奇在1932年曾短暂担任过苏联内务部军官，根据希特勒的《处决政委命令》，被俘的苏联政委无需任何审判，需要就地处决。不过，科罗季奇的死因并非枪击，而是在酷刑过程中突发心脏病。目前尚不清楚科罗季奇的身份是否因为队友帕维尔·科马罗夫的出卖而被盖世太保知晓。但不管怎样，科马罗夫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后来在德国的帮助下，他逃脱了审判，移民加拿大。
监禁和谋杀
三周后，九名前基辅迪纳摩党卫队球员被盖世太保带到基辅附近的日列茨死亡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主要从事道路建设、水电和修鞋工作。1943 年，苏联游击队袭击基辅附近的坦克修理厂后，集中营指挥官保罗·拉多夫斯基下令处决三分之一的集中营囚犯以示报复。有迹象表明，党卫队故意杀害基辅迪纳摩队在乌克兰人中特别受欢迎的前球员，因为三名最优秀的球员不太可能同时被处决。1943 年 2 月 24 日，球队中锋伊万·库兹缅科被殴打并处决。球队最年轻的球员和最受欢迎的后卫阿列克谢·克莱门是下一个受害者。苏联最好的守门员兼队长特鲁塞维奇跳起来大喊“苏联人永远不会死！”，然后被枪杀。
▲史泰龙与马克斯·冯·西多在《大逃亡》中饰演一名德国参谋
六名前基辅迪纳摩队球员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死亡集中营大屠杀发生后，马卡尔·冈沙真科和教练米哈伊·斯维托夫斯基在朋友的帮助下躲藏在基辅。冈沙真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斯图姆迪纳摩队的领袖，他对这场死亡比赛的回忆符合苏联政府的宣传需要，但他的故事细节往往相互矛盾。冈沙真科 1991 年告诉记者，没有人要求斯图姆迪纳摩队球员放弃比赛，他不相信球员因为赢得了比赛而被故意杀害。冈沙真科 1996 年告诉乌克兰一家报纸，这其实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不久后他就去世了。
1943 年 9 月德国人撤离基辅后，费奥多尔·丘特切夫和哈伊尔·普迪斯汀从死亡集中营逃出。1959 年，丘特切夫去世，STADT 队未能重获荣耀。普迪斯汀拒绝了苏联政府 1966 年颁发的奖章，称他不能参与撒谎。
前基辅迪纳摩球员、任意球和点球手帕维尔·科马罗夫随德军撤退至德国西部，并在德军帮助下逃往加拿大。苏联官方历史上从未提及他的名字。
战后，季莫菲耶夫因曾在傀儡乌克兰警察局工作而被判处在古拉格劳改五年。
死亡比赛的替补队员贡达列夫，战后被指控为盖世太保间谍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被禁止返回家乡，后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体育中心主任。
1943年末至1944年初，苏联解放基辅后，报纸文章开始报道该事件，生动详细地描述比赛细节，并首次将比赛称为“死亡球赛”。然而，战后，这个话题再次成为禁忌，因为苏联当局担心球员可能在1942年的系列比赛中与纳粹德国合作，犹豫是否要宣传这一传奇。苏联当时的做法是假装其他比赛没有发生，并强调和美化“死亡球赛”。直到1959年，该事件才在出版物中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随后苏联和匈牙利放映了相关电影，但一些虚构的内容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这场比赛成为乌克兰荣誉的象征和苏联政府宣传的有效工具。 1965年，苏联政府向球队幸存者授予卫国战争勋章，1971年在迪纳摩球场前为四名遇难者修建了纪念碑。在苏联时代的基辅，新婚夫妇在婚礼后会去迪纳摩球场前的红军战士纪念碑、游击队纪念碑和迪纳摩纪念碑献花。
虽然死亡球赛的真相难以公之于众，历史的真相也未必比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故事更美好。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传说还是童话，他们还是相信。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这一事件的传说可以提醒人们，即使纳粹举办了公平的体育赛事，也难以掩盖他们的罪行。人们在未来仍应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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