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2日，驻基辅的纳粹德国占领军邀请苏联基辅当地的迪纳摩足球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一群可怜无助的乌克兰球员打败了一支由炮兵和德国空军部队组成的德军。
德国人在赛前和中场休息时警告迪纳摩足球队，他们宁愿输掉比赛，当乌克兰人不顾威胁赢得比赛时，球队主力队员却被德国法西斯报复性杀害，成为最臭名昭著和争议最大的一场比赛之一。
这是一桩令人困惑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乌克兰基辅足球队与德国占领军足球队的一场殊死较量。1976年，东德书籍《足球的过去和现在》描述了这场事件。将这场比赛概括为“法西斯体育野蛮行为的化身”。
因为种种原因，事件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版本。
关于这一事件最标准的描述，应该是1942年，驻基辅的德国占领军派出由空军防空兵组成的“弗拉克精灵队”与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大部分队员组成的“斯塔特队”比赛。在一场证明雅利安人种优越性的足球比赛中，乌克兰人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者死亡。死亡的气息始终弥漫在球场上空。
甚至比赛期间，基辅队一名前锋受了重伤倒地，当看台上的一名观众想要为伤者提供帮助时，却被看台上的一名党卫军将领用手枪当场击毙。
虽然斯图亚特队赢得了比赛，但球队的四名球员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些版本甚至声称，比赛一结束，所有基辅队球员就被送进了德国卡车，被带到了巴比恩罐，在那里他们被集体处决，当时他们还穿着红色球衣。
Stadt队与Flak Elf队在“死亡球赛”后合影
虽然这些只是这个死亡球赛众多版本中的一两个，但是死亡球赛的故事仍然被后人发现并延续下来。
虽然战后根据此事件改编的小说和电影有很多，其中最知名的便是1981年由约翰·休斯顿执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贝利等人主演的剧情片《胜利大逃亡》，但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至少不是像战后苏联出版物和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可以肯定的是，裁判没有因为同情基辅人的苦难而判罚基辅队点球，裁判员不是藏匿的德国共产党人，苏共也没有在赛后保护基辅队员，队员也没有在赛后立即被处决，等等。
好莱坞电影《大逃亡》海报
尽管如此，死亡球赛仍然具有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故事始于1927年由警察、秘密警察和内务部联合组建的球队基辅迪纳摩队，该队曾闯入苏联杯决赛，但以0比1不敌莫斯科迪纳摩队。
1941年6月22日，维也纳快速队在柏林奥林匹亚球场以4比3战胜沙尔克04队，夺得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基辅迪纳摩队的球员们齐聚新成立的基辅共和国，球场已为对阵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比赛做好了准备。
然而，比赛并没有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因为德国在这一天对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震惊世界的苏德战争爆发。这一天，德军的炸弹落在了基辅郊区。1941年9月19日，德军全面占领了基辅。9月26日，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大规模的围剿战以德军的胜利而告终，苏军俘虏人数超过66万。
基辅战役后，德国占领军对这座城市实行戒严，所有大学和学校被关闭；15岁至60岁的人被要求从事强制劳动；数千名基辅居民被送往德国当劳工；乌克兰傀儡警察负责追捕城内的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
1941年娘子沽惨案
基辅迪纳摩队解散了。一些球员被捕并被关押在德国战俘营，而另一些球员在逃亡途中失踪并死亡。希望在德国统治下的生活不会比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更糟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基辅迪纳摩董事会成员列夫·切尔诺别尔斯基和球员拉扎尔·科根以及 51,000 多名犹太同胞在 1941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2 日的巴比亚德大屠杀中丧生。
焚尸——娘子谷惨案纪念馆
来自面包店的玩家
德国人占领基辅后，基辅迪纳摩俱乐部不复存在，但一位名叫约瑟夫·科尔迪克的捷克人以另一种形式让它重新焕发生机。
科尔迪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奥匈帝国军队服役，他被德国占领军安排去管理该市最现代化的面包店——基辅第一号，该店有 300 名员工。
作为基辅迪纳摩球迷，科尔迪克利用自己的职位招募了城中仅存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主要来自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他们生活贫困，无人依靠。例如，前基辅迪纳摩门将尼古拉·特鲁塞维奇当时靠在市场上卖打火机为生。
1941 年 9 月 19 日，德国国防军攻占乌克兰首都
来自基辅迪纳摩队和基辅火车头队的乌克兰球员对于在面包店找到的工作和住所非常满意。
但目前能做的只有让这些人活下去，没有人想过重新开始游戏，直到乔治·什维索夫的出现。
什韦佐夫是一名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他叛逃到德国，成为纳粹党的追随者，他建议重建足球联赛，让这项运动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繁荣的假象。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占领当局的赞赏和批准。
趁此机会，他组建了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为主旋律的基辅鲁赫足球俱乐部（FC Rukh），一个球员能否加入这个俱乐部，并不取决于他的球技有多好，而是取决于他对苏联的仇恨有多深。
基辅鲁克足球俱乐部老板什韦佐夫深知面包房里前基辅迪纳摩球员的水平，曾多次劝说他们加入自己的球队。但这次尝试徒劳无功2去世的足球明星守门员，因为基辅迪纳摩的特点就是无条件的凝聚力，这一点在最后的决战中也得到了体现。
即便在苏联时代，当球队主力前锋康斯坦丁·切格茨基因涉嫌间谍罪被内务部拘留 15 个月时，也没有球员对切格茨基的遭遇感到不快。这支由执法人员和工厂工人组成的球队，实际上是一个专业的纳粹组织。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巨大，因此拒绝了什维佐夫的邀请。
来自面包店的球员们最终组建了自己的球队，参加了占领当局举办的基辅足球联赛。在此之前，他们曾就参加联赛是否是叛国行为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德国人举办的联赛表现出了对德国人的合作，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球员们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德军入侵基辅
不过此时此刻，已经不需要顾虑那么多，球员们一致认为能借此机会展现自己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提振当地居民的信心，是一种荣幸，在这样的激励之下，全队最终达成了参加联赛的共识，就连尼古拉·马什尼娅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也同意参赛。
很快，这些面包店的男子就将自己的球队命名为“FC Start”。至于他们为什么穿红色球衣，苏联官方历史解释称，选择红色代表共产主义。与敌人作战是对纳粹的侮辱。
然而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那么美丽，德国人并没有想到事情这么复杂，红色只是占领军为斯塔特队安排的球衣颜色。
斯图亚特队在德意志体育场（由共和体育场改名而来）首次亮相，以 7-2 击败了基辅鲁赫队。基辅鲁赫队的老板什韦佐夫非常愤怒，给了斯图亚特队一顿臭骂，他告诉德国占领者：“这些来自战俘营的乌合之众不配和他们自己队的民族主义球员共享球场！”
从此，斯图尔特只能在规模较小的泽尼特球场踢球，尽管球员们不仅要继续在面包房里三班倒地工作，而且还要忍受营养不良和设备短缺等问题，但这并不能阻止球队的运作。
尽管如此，泽尼特球场依然成为斯塔特队胜利之路的起点：6-2战胜匈牙利驻军；11-0战胜罗马尼亚驻军；6-0战胜德国炮兵；5-1和3-0战胜德国炮兵；2次击败匈牙利MSG队。
1942 年 8 月 6 日第一轮战斗的海报
基辅迪纳摩队不可战胜的传说很快就传遍了基辅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基辅迪纳摩球迷再次聚集在一起。
1942年8月6日，施塔特队首次与联赛夺冠热门德国空军 Flak Elf 队交手，Flak Elf 是“Flak”的德语意思，其中“Flak”是德语高射炮的缩写，“Elf”的意思是“11”。
这支球队是由驻扎在基辅的德国空军防空炮兵部队的士兵组成的，比赛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斯塔特队以5比1战胜了弗拉克精灵队，让整个基辅陷入了足球狂热之中。此刻，球场上的这11名球员，是乌克兰人反抗侵略者、获得独立和自由的象征。
施图特与德国队之间的第二轮比赛将在三天后，即 1942 年 8 月 9 日举行。宣布比赛的海报贴满了整个城市。
其实德国人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但也仅限于比赛本身，至于德国人是否不能接受两场不敌乌克兰人的结果，是否将输掉这场比赛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重大事件，对此并没有任何证据，至少没有苏联版本描述的那么夸张。
俄罗斯导演安德烈·马尔乔科 ( ) 执导的 2012 年电影《比赛》的海报
1942年8月9日比赛前，泽尼特球场的门票已全部售出，超过2000名观众以5卢布的天价购买了门票。比赛当天，德国国防军、党卫队、警察和警犬蜂拥而至，场面紧张异常，看台上随处可见人们唱着乌克兰民歌的声音。
比赛开始前，身着党卫队制服的裁判来到斯塔特队更衣室，向首发球员宣布，开球前必须行纳粹礼，以表示对德国人的尊重，队员们对这一要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星队中唯一的基辅鲁赫队代表列夫·贡达列夫表示：“输掉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更好。”但球员们做出了其他决定，他们必须坚持球队精神。
当首发阵容在中场列队时，他们拒绝呼喊纳粹口号“胜利万岁！”，而是将双手放在心上，高呼乌克兰体育口号“文明与荣誉！（Hura！）”。
斯图亚特的首发队员们发现对方球队 Flak Elf 中出现了很多新面孔2去世的足球明星守门员，但这些新面孔只是德国队的替补队员，后来又有传言说德国人为了打败乌克兰人而放弃了自己的祖国，球队中包括国家队球员的传言也被证实是假的。
残酷攻击
弗拉基米尔·法尔肯贝格队球员踢得十分残暴，基辅门将特鲁塞维奇被德国球员踢中头部后短暂失去意识，数名乌克兰球员也因未佩戴护腿板受伤。
尽管如此，前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队球员还是顶住了身体冲撞，并在上半场结束时以 3-1 领先德国队。这种不文明行为还引发了两队球迷之间的斗殴。
中场休息的时候，鲁赫的上司、纳粹党的朋友什韦佐夫来到斯塔特队的更衣室试图干预，他表示：“球员们应该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然后再输掉比赛。”随后进来的一名党卫军军官也威胁道：“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人赢得比赛。”
但来自德国人及其爪牙的威胁并没有动摇球员们必胜的决心，反而加深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他们觉得有些事情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毫无疑问，眼前的足球比生死问题更重要。
这位苏联导演在 1962 年的电影《第三次中场休息》中向观众讲述了“死亡游戏”的神话
最精彩、最令人困惑的情节，莫过于中场休息时在更衣室里发生的事情。
苏联时期，参加死亡比赛的国家队部分幸存队员一直坚称是德国人要求国家队输掉比赛，并向国家队队员发出死亡威胁，不过苏联解体后，很多人都改口说，没人来威胁国家队输。
甚至很多历史学家都表示，有证据表明德国队打的是一场公平的比赛，他们没有伤害施塔特队的球员，至少没有故意伤害。相反，乌克兰队在比赛中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
但不管事实如何，参加这次比赛的Stat战队的队员们都是很伟大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敢在国破家亡之时，在统治者面前宣扬自己民族的辉煌。
1942 年，德国大众汽车队队员在基辅泽尼特体育场
下半场比赛中，党卫军和国防军在城内保持高度戒备。当终场哨声响起时，基辅国立队以5比3的比分彻底击败了德国队弗拉赫精灵队。警察立即清场，并向空中鸣枪驱散欢呼的乌克兰人。
在场的基辅球员们非常恐惧，但德军很快就返回营地，因为双方都不想看到任何骚乱。
起初什么事都没发生，事件仿佛已经过去，基辅队球员又回到了面包店，依然于8月16日如期与鲁赫进行了复赛，并以8-0的比分再次获胜。
电影《游戏》剧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鲁赫的主人什维佐夫是后续事件的幕后推手。
为了发泄输球的不快，什维佐夫向盖世太保透露，斯塔特队的球员在赢得比赛后曾私下嘲笑过德国占领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布尔什维克，服从苏联内务部的命令。该队原本是内务部的一支球队，因此所有前迪纳摩球员都是内务部的成员。
盖世太保认为，1942年5月27日，盖世太保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盟军猿猴暗杀行动中遇害。如果内务部特工秘密潜入基辅进行破坏活动，后果将极其严重。因此，宁可相信，也不可不信。这些嫌疑人必须抓捕。
但进入90年代，一些新的逮捕理由也被提出，如斯塔特队成员参与盗窃面粉和面包；在面粉中投掷碎玻璃，进行破坏活动；占领军高层开始对当地居民实施高压统治；占领军对苏联游击队破坏活动的报复等。
并非所有涉案的基辅人都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只逮捕了前基辅迪纳摩球员。
前基辅迪纳摩球员乔治·季莫费耶夫和列夫·贡达列夫没有被捕。前者参加了这场死亡之战，后者则作为替补未上场。两人的名字都出现在赛前的宣传海报上，但由于他们都是假冒的乌克兰警察，因此逃脱了惩罚，战后的苏联相关出版物中也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
数据守门员特鲁塞维奇在“死亡球赛”中跳起接球
写有球员姓名的海报成为追踪球员的工具。8 月 18 日和 19 日，斯图卡队的大部分球员被带到基辅的盖世太保总部，其中两人随后被杀害。他们是莱克桑·特卡琴科和尼古拉·科罗迪奇。
其中，伪乌克兰警察特卡琴科并不是死亡球赛的首发队员，盖世太保也没有想过要逮捕他，但无奈他因为与德国人打架而被请了进来。
不幸的 在试图逃离盖世太保总部时被党卫军枪杀。他的母亲恰好目睹了整个过程，她当时正在给儿子送食物。
电影《游戏》剧照
对于科罗蒂奇来说，这一步无疑是他生命的终结。由于科罗蒂奇在1932年曾短暂担任过苏联内务部军官，根据希特勒的《政委处决令》，即被俘的苏联政委无需审判，需要就地处决。不过，科罗蒂奇并不是死于枪击，而是在遭受酷刑过程中突发心脏病而死。
目前尚不清楚科罗蒂奇的身份是否因为队友帕维尔·科马罗夫的背叛而被盖世太保知晓。但无论如何，科马罗夫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后来在德国人的帮助下逃脱了审判并移民到加拿大。
监禁和谋杀
三周后，9名来自斯图卡队的前基辅迪纳摩球员被盖世太保带到基辅附近的西列茨死亡集中营进行强迫劳动，主要从事道路建设、水电和修鞋工作。
1943 年，苏联游击队袭击了基辅附近的坦克修理厂，集中营指挥官保罗·拉多斯基下令处决三分之一的囚犯作为报复。
有迹象表明，党卫军故意杀害了在乌克兰人中特别受欢迎的前基辅迪纳摩球员，因为同时处决该俱乐部三名最佳球员的情况很少见。
1943年2月24日，球队中锋伊万·库兹缅科被殴打致死，球队最年轻球员、最受球迷喜爱的后卫阿列克谢·克莱门也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苏联最优秀的门将、队长特鲁塞维奇在被枪杀前跳起高呼“苏联永不灭亡！”
电影《大逃亡》中由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马克斯·冯·西多饰演的德国参谋
六名前基辅迪纳摩队球员在战争中幸存下来。马卡尔·贡恰任科和教练米哈里·西弗托夫斯基在集中营大屠杀后得到了基辅朋友的帮助。他们被藏了起来。
冈沙任科成为20世纪60年代STADT队的灵魂人物，他对死亡竞赛的回忆与苏联政府的宣传需求十分吻合，但他所讲述的故事细节却常常自相矛盾。
冈沙真科 1991 年告诉记者，没有人要求国家队球员放弃比赛，他不相信球员因为赢得了比赛而被故意杀害。冈沙真科 1996 年告诉乌克兰一家报纸：“那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然后他就死了。”
1943 年 9 月德国人撤离基辅后，费奥多尔·丘特切夫和海尔·普迪斯汀从死亡集中营逃出。丘特切夫没有活着看到 Start 队再次赢得荣耀的那一天。他于 1959 年的一天去世。1966 年，普迪斯汀拒绝接受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称他不能参与撒谎。
德军入侵基辅
前基辅迪纳摩球员、任意球和点球手帕维尔·科马罗夫随德军撤退至德国西部，并在德军帮助下成功逃往加拿大。苏联官方历史对此有所提及。
战后，季莫菲耶夫因曾在傀儡乌克兰警察局工作而被判处在古拉格劳改五年。
电影《大逃亡》剧照
死亡赛替补队员贡达列夫战后被指控为盖世太保间谍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被禁止返回家乡，后成为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共和国体育综合体主任。
1943 年末至 1944 年初，苏联解放基辅后，报纸文章开始报道该事件，生动地描述了比赛的细节，并首次将比赛描述为一场死亡竞赛。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个话题再次成为禁忌，因为苏联当局不愿公开这一传说，担心球员们可能在 1942 年的一系列比赛中与纳粹德国合作。
电影《大逃亡》剧照
苏联方面则假装其他比赛从未发生过，只强调并美化死亡竞赛，直到1959年，该事件才在出版物中重新引起公众关注，随后苏联和匈牙利也放映了相关影片，但一些虚构的内容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该比赛纯粹成为乌克兰荣誉的象征和苏联政府宣传的有效工具。
1965年2去世的足球明星守门员，苏联政府授予球队幸存者卫国战争勋章，并于1971年在迪纳摩体育场前为四名遇难者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在苏联时代的基辅，新婚夫妇婚礼结束后会去红军战士纪念碑、游击队纪念碑和迪纳摩体育场前的迪纳摩纪念碑献花。
虽然死亡游戏故事的真相很难100%被公开，且历史的真相也未必比人们目前所知道的故事更美好。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传说还是童话，他们仍然相信。
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这一事件的传说提醒人们，即使纳粹举办了一场公平的体育赛事，也难以掩盖他们的罪行。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仍将是未来。人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编者注
校对/苗欧皇
封面/ Lily White
版面/我想穿拖鞋上班
